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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韬
生日:1828年11月10日 职业:思想家,政论家,新闻记者
主要成就: 代表作品:
简介:中国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

人物简介

原名利宾,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名瀚,字仲薇,号懒今,一号兰卿。清同治元年(1862年)亡命香港后,易名韬,字仲弢,一字子潜,又字紫诠,号天南遁叟。著名的洋务政论家、中国新闻业之父。[1]王韬外号“长毛状元”,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2]

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一生有《普法战纪》、《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弢园文录外编》、《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著述。

人物生平

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3]

早年经历

王韬的少年在甫里渡过,“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韬五岁,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乡村私孰先生,王韬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础。少年王韬在空闲时候,常到甫里镇上唐代诗人陆龟蒙留下的斗鸭池观赏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别墅探梅。最爱在夕阳将落时分,到保圣禅院听松,“有如千军万马声,又如千山落叶,万豁泉流”,毕生难忘。四十多年之后,王韬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乡,必重游保圣禅院,并对随行的朋友们讲述少年时保圣禅院听松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韬到昆山应县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应考,不第。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书馆,受到麦都思和长女玛丽、二女娅兰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乐,并带领参观“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的印刷厂房。 王韬对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几千本书的活字版印刷机很感兴趣,种下日后自己办书馆的种子。王韬在墨海书馆结识了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

1848年,王韬父亲病故,王韬此时家有娇妻幼女,必须寻找工作,维持生计,幸得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墨海书馆的工资固定,比他在家乡教书所得高的多。王韬和家眷就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室内挂一付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

王韬在书馆给麦都思担任助手,并且重新翻译《圣经》。这段经历,为日后王韬的出逃埋下了伏笔。[4]

英国伦敦会在1843年香港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包含太多俚语,决定由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初步翻译工作,由伦敦会教友完成,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已经印行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1850年10月,王韬的年轻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据伦敦会1855年61届大会报告,王兰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避难香港

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

1862年2月4日,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从战略上为太平军献策,后来东窗事发,他的陈条落入清军手中。王韬不得已而出逃,离开他熟悉的家人、朋友,和他整日流连的十里洋场。而这时,帮助他出逃的正是麦都思的儿子、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麦华陀爵士。[4]

在这期间王韬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长官刘绍庆出谋画策(“长毛状元”外号由此而来)。后来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占上海,黄畹的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以“通贼”罪下令通缉 。当时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也就是1862年10月4日,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甲板上,他以伤感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4]

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韬住在香港伦敦教会的宿舍,并聘请王韬协助翻译《十三经》。理雅各在王韬协助下翻译出《尚书》和《竹书纪年》。理雅各在空暇时常邀请王韬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韬初到香港,无亲无故,多仗理雅各资助才能渡过难关。

在此期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王韬旅居香港,工余之暇,勤涉书史。当时罕有关于香港的史料,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王韬有关香港的文章,是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欧洲之旅

1867年11月20日,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王韬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游历。他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出地中海,经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

每到一处,他必定游览一番,并以浪漫的辞藻留下丰富的游览笔记。这成为今天我们窥见19世纪末欧洲盛景,以及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资料。

在伦敦,王韬看到的水晶宫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写道:“……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旃,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砖瓦榱桷,窗牖栏槛,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毕备……”

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除了不时的长长短短的旅行,两人还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记录,写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其间,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根据现有的记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文人在牛津大学演讲的记录。

这位有着日记癖的中国学者对这次演讲记载道: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监院者特邀余往,以华言讲学。余备论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其中肄业生之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编者注:泛指西方国家)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

讲到快意处,王韬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

王韬西行的收获之一,是给他的小说和游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除此之外,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不可能不给这位传统文人带来巨大的冲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段怀清《苍茫谁尽东西界》中说道:“而当泰西文明不仅只是所谓的奇巧淫技、不仅以口岸文明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作为晚清中国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之一,王韬发蒙以来所逐渐经营出来的传统文人的精神审美世界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动摇,不过这一精神思想的变迁过程远非想象那么轻而易举。”[4]

办报生涯

1857年参加《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弢园文录外编》:是我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作者王韬。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他的部分政论文章被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3]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王韬是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成规。他的政论对报章文体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2]

旅日考察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

终老上海

王韬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希望召罗为用。

光绪八年(1882年)王韬曾回上海探路,瞩香港洪茂才校对《弢园文录外编》,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


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王韬终于回到上海——他阔别了半生的土地。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著《淞滨琐话》。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游随录图记》,入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1897年,王韬的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他约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孙中山。王韬帮助他修改了上书,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王韬已然垂垂老矣,可是他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力量。[4]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责任编辑: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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